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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认知态度与政策建议

  摘 要:近些年来,通过网络平台对腐败现象的检举、曝光,激发了民众参与反腐败的热情,也使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了惩处。网络反腐对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无疑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然而,社会各界对网络反腐的质疑不断。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弄清作为网络反腐的相对方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这里特指非领导干部网民)如何看待网络反腐及相关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作用及有效治理网络反腐中出现的问题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网络反腐;认知态度;调查;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016-05


  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配合政府相关反腐部门,以网络为平台,通过多方协作对公共权力进行的外在舆论监督,是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的一种新型方法和手段。中国官方网络反腐始于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通的网络举报平台,民间反腐网站则始建于同年10月。网络反腐面世以来,不少政府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被网络举报,引起网民“围观”和社会关注,最后遭到有关部门查处。诚然,网络反腐也存在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一些负面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对作为网络反腐的两个相对方――政府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如何看待网络反腐及相关问题作些分析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调查总体情况


  1.调查时间及样本构成


  调查时间为2014年八九月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9份(领导干部问卷209份,普通网民问卷220份),回收429份,经过筛查,有效问卷416份(领导干部问卷201份,普通网民问卷215份),总的问卷有效率为96.97%(领导干部问卷有效率为96.17%,普通网民问卷有效率为97.73%)。政府领导干部样本的选择是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的学员中挑选了37名厅局级干部,122名处级干部以及42名科级及以下干部;普通网民样本的构成为74名来自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学员、30名四川大学在读学生以及111名来自北京市、上海市、广东深圳市、广东东莞市、江苏南京市、江西南昌市、江西泰和县等地的普通网民。


  2.抽样方法及资料分析方法


  采取了判断抽样与定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采取这两种非概率抽样方法,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网民,总量的确定都非常困难。但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在样本抽取时设置了一定的标准。领导干部抽取的主要标准为其在组织层级中的级别。省部级干部由于难以取得样本数据,加之网络反腐中涉及到的省部级干部比较少,所以舍去;处级干部样本最多,是因为处级干部在中国政权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往往掌握一定的实权,实证研究也表明处级干部被网络曝光


  收稿日期:2014-09-02


  作者简介:肖扬伟,男,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成都 61006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井冈山 343600)。


  而遭查处的比例正在增加;①其余样本则抽取了部分厅局级干部和科级及以下干部。抽取的次要标准为地域:37名厅级干部来自于全国各地市和中央部委;在处级干部抽取过程中,选择了49名宁夏自治区处级干部作为西部地区样本,34名江苏省徐州市处级干部作为东部地区样本。


  普通网民抽取的主要依据是年龄,因为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以年轻人为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7月,中国10―40岁的网民占到总数的78.6%)。所以在样本选取上侧重于年轻群体,如大中学生、青年工作者等。另外,样本在地域上涵盖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江西、四川等地。本文试图利用SPSS和EXCEL统计分析软件,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和描述。


  二、调查发现


  1.互联网使用情况


  具有“行动快捷、互动性强;主体广泛、群体庞大;安全隐秘、风险性小;影响巨大、监督有力;覆盖面广、无处不在”②等特点的网络反腐始终离不开网络这一载体。调查结果显示,93.5%的领导干部平时会接触互联网,在这些人中,5年以上“网龄”的占到了绝大多数,为83.5%;81.9%的人一周内上网时间为20个小时以下。领导干部的高上网率折射的是作为政治精英阶层的群体受教育程度在不断的提高:样本中201名领导干部65.7%的文化程度是本科,25.9%是硕士研究生以上。互联网进入领导干部的日常生活,不但会使领导干部随时关注网络舆论,而且会使其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在所调查的普通网民中,87.0%的人“网龄”在5年以上,37.4%的人一周内上网时间在30小时以上。国外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网络越发达,政府就越透明,腐败的机会就越小,比如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就认为,如果电子政府普及率从10%提高到90%,那么腐败控制率将从10%上升至23%。③


  2.对腐败现象的认知


  对于腐败的程度认知方面,绝大多数普通网民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给政府打分上(0分代表非常腐败,10分代表非常清廉),41.4%的普通网民所给分数在1―4分之间。这与近五年来国际透明组织对我国清廉指数(CPI)评估值一直在3.8―4.0之间(满分为10分)相契合,而这一区间被认为是腐败比较严重。普通网民选择“痛恨”和“比较痛恨”的人总共占到了总数的60.3%。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已出台了不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法规制度,但是仍然存在着法规制度没有落实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况,这也是造成部分普通网民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利用SPSS软件做频率和频数分析后显示,普通网民对“法规制度对遏制腐败效果”一题选择“非常有效”和“有效”者为29.7%,认为“效果一般”和“没什么效果”者为70.3%。


  3.网络反腐效用分析   网络反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制度反腐的缺位④,其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政府政务公开;二是促进社会法治建设;三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四是促进民主文明的发展。⑤调查对象对于这些观点都有所支持。在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的共同提问“网民通过网络平台揭露、检举、评论腐败现象,你认为效果如何?”的回答中,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选择有效的人数都是最多的,53.7%领导干部和41.9%的普通网民认为有效果。对另外一个提问“网络监督对政府工作是否有促进作用”,55.2%的领导干部和66.0%的普通网民认为“有一定促进作用”,所以领导干部中积极支持网络反腐的比例还是很高的,选择“一定会支持网络反腐”者占76%,口头支持者占18%,仅3%领导干部明确表示反对网络反腐,其余3%领导干部持无所谓态度。


  4.网络举报动机与方式选择


  网络举报的直接动机是人们的自身利益受损时为最大限度减少或挽回自己的损失而实施举报。调查提问中,30.6%的普通网民选择的举报原因是“政府或政府官员侵害了我本人或亲朋好友的利益”,位列第二。网络举报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民众内心的社会正义感,42.7%的普通网民认为“虽然与我不是直接相关,但社会还是应该有正义”。调查显示,对“上网时发现有其他网民举报的帖子会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66.7%的普通网民选择“会关注,但不发帖或跟帖评论”,16.9%的人选择“关注,并且会转帖或跟帖支持”,只有1.0%的人选择“没兴趣,不会打开帖子看内容”。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民众素质的提高,举报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举报方式的选择上,网络曝光成为首选(45%),其次为向纪委举报(23%),再次为向电视台、广播电台举报(17%),传统的向上级机关举报、向报纸杂志举报以及向公检法举报者等均为10%以下。这一方面说明网络反腐已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专业的反腐部门已经在反腐中日渐赢得了相应的地位。虽然网络曝光成为普通网民首选的反腐方式,但网民们总是担心遭到打击报复或者举报的信息被泄露。其中,44.7%的人最担心“自己或亲人被报复”,26.1%的人最担心“举报信息被泄露”。


  5.网络反腐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


  调查发现,35.9%的领导干部和35.9%的普通网民认为“大量网民的关注造成的舆论压力”是网络反腐取得成功的首要原因。舆论往往代表的是民意。但我们必须要看到,网络监督是“体制外”的监督,是一种“软监督”,“曝光一个抓一个”“微博猛料公开,贪官应声下台”这些话语表明了网络反腐的威力。毫无疑问,单单网络本身并不具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威慑力,要把贪官拉下马,必须由反腐机构跟进调查,没有这个关键的介入查证的过程,网络反腐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调查中,22.9%的普通网民和32.5%的领导干部都认识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主要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是网络反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其中,领导干部因其自身位居政府部门往往认为政府所起的作用要更大。造成这种“舆论比反腐机构还要厉害”的假象的原因,是“我们今天渲染网络反腐影响如何巨大、收效如何迅速似乎多了一点,披露反腐机构如何重视网上舆情搜集分析,如何依法受理、调查、处理案件,如何各司其职取得反腐最大效果的过程则少了一点”⑥。对于为什么其他的网络反腐没有成功,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的认识基本一致,28.3%的领导干部和33.2%的普通网民都认为“网络上大量其他信息将其淹没”,另外的原因还包括其他媒体未跟进报道和案例本身不够震撼、标题不够吸引人等。


  6.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分析


  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主要包括“认识不同媒介种类、性质、功能;正确解读媒体信息;正确与媒体打交道”⑦等方面的能力。调查发现,样本中71.6%领导干部认为互联网是影响最大的大众传媒。这可能因为样本中的93.5%的领导干部都接触过互联网,且“网龄”比较长(“网龄”在5年以上的人占总数的78.1%);其次为电视(16.9%),这与电视的高普及率及其集声、形、画为一体的特点有关。在新型传媒的冲击下,传统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的影响力已经日渐式微。但是,从媒介权威性角度看,样本中40.8%的领导干部认为报纸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电视(38.8%)。这与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加强对报纸和电视的领导,强调其是党和政府喉舌的理论相关。有意思的是,影响力大的互联网在领导干部眼里权威性和可信度不高,只有10%的领导干部对其有认同态度。面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媒体监督,领导干部该如何正确应对才不至于使自己和政府陷于被动,不让政府在民众面前“失分”,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如何应对网上出现举报您的帖子”这一问题,主动应对的领导干部不多,28.4%受访者表示会“迅速在网上加以澄清和解释”,而更多的人(59.7%)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即采取不予理睬的办法。传统的观点认为,处置网络舆情的黄金时间是24小时,即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网络时代的到来,缩短了这一时间,有人甚至提出了突发事件中的“黄金4小时媒体”概念。综合看来,领导干部对各种大众媒介的认知比较到位,但如何正确解读媒介信息、如何学会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7.网络治理相关问题分析


  近年来,网络的反腐威力凸显,并引起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网络反腐中出现了“侵犯个人隐私”“网络暴力”“利用网络诽谤诬告他人”等负面现象。调查表明,61.4%的普通网民和67.2%的领导干部都认为“网络反腐肯定或者可能会侵犯到领导干部的隐私”,虽然学界对到底哪些信息可以纳入领导干部个人隐私尚存在着争论,但对于领导干部享有个人隐私权则无疑问。与此同时,比较多的普通网民和领导干部对网络反腐可能会侵犯领导干部个人隐私的问题存在理所当然的态度,32.6%的普通网民和26.4%的领导干部都选择了“即使侵犯了隐私,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接受”。阻碍网络反腐发展的因素较多,大致可以从“法律、技术、认知、道德”⑧等方面来解析。调查发现,23.6%的普通网民和32.7%的领导干部都认为“法律制度不健全”是阻碍网络反腐进一步发挥功效的首要因素,22.8%的普通网民和27.8%的领导干部都认为“网络监督信息失真多,导致其效用被质疑”。网络并非绝对的自由世界,打击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是每个国家治理网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不少网民对此表示理解。对2013年9月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诽谤信息要入刑”的规定,79.1%的普通网民表示“理解,应该要规范网络管理”。如何治理网络乱象?不外乎依靠法律、行政管理、行业自律、道德约束与教育几种手段。在这一点上,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的态度表现出高度一致,43%的领导干部和40%的普通网民都主张法律优先,同时辅之以其他手段。在对是否实行“网络实名制”这一问题上,官民呈现出不一致的取向,领导干部作为被监督方和经常的“受害者”,力主建立“网络实名制”;普通网民顾虑到实行“网络实名制”将会使自己的真实身份曝光在网络世界里,唯恐自己的“话语权”被剥夺而反对“网络实名制”。调查中,69.7%的领导干部主张建立“网络实名制”,只有41.9%的普通网民赞成实行“网络实名制”。   8.对网络反腐的未来发展认知


  网络反腐蓬勃兴起的同时,不少学者亦表达了相当的隐忧,比如有学者提出,网络反腐的运行障碍表现为“社会心态失衡阻碍网络反腐的常态化;官民互动机制不畅阻碍网络反腐的制度化;网络反腐激励保障机制不健全阻碍网络反腐的长效化;网络社会管理滞后阻碍网络反腐的法治化”⑨等四个方面。调查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和普通网民都对网络反腐有了比较客观和理性的认识,73.1%的领导干部和69.8%的普通网民认为网络反腐会像国外一样趋于理性,19.9%的领导干部和16.7%的普通网民对网络反腐持乐观态度,认为网络反腐会继续像现在一样“红火”下去。网络反腐能否与制度反腐有机衔接,成为网络反腐发展至关重要的生命线。而正如学者所言:“说到底,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网络反腐若不能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则现有的网络反腐模式将难以持续。”⑩


  三、若干政策建议


  1.始终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手段打击贪腐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反腐败工作提到新的高度,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作风建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创新反腐败体制机制,反腐败力度持续加大并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央纪委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中央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当前要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建设透明政府,建设好网络投诉平台,积极应对网络舆情,保护群众参与惩治腐败的热情,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最大程度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2.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机制,打击网络反腐中的不法行为


  诚然,网络反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其天然的缺陷决定了网络反腐若要健康地走下去,必定要倚靠法律的支撑。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网络上的造谣诽谤、网络暴力,给人造成的伤害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当前,我国网络立法还非常滞后,还没有专门的网络管理法规,现存的网络管理立法档次不高,细化程度不够,已有的法律规范向网络空间延伸不够。完善我国的网络法规体系,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对现有的与网络相关的法律进行分类厘清,积极制定网络空间管理和网络反腐等方面的新法律,诸如国家层面的《网络管理法》《网络监察法》等;另一方面,要对适用于网络空间的法律作出适当的司法解释。只有在这两方面同时发力才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我国的网络法规体系完善起来,才能形成“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网络生活新格局。


  3.正确引导网络反腐朝着与制度反腐相耦合的方向发展


  具有平等性、交互性、开放性和快速性等特点的网络反腐被誉为全天候的反腐利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反腐始终是作为制度反腐的补充而存在的,网络反腐不可能越殂代疱去取代制度反腐。依靠制度反腐,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是世界上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反腐败得以持续之长久之计。当前,应从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入手,排除廉政风险,建立内控机制,构筑制度防线,在资金使用、人事任免、行政审批等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加强对权力的运行监控,最大限度地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也只有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才是惩治腐败的根本之策。我国的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机结合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比如2013年整合了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等“五网合一”的新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新改版的网站一个最大亮点是突出了“举报平台”,从原来体制内的“内部监督”,转变为让“公众参与”。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在“人民网”“腾讯网”等12家新闻网站开通网络举报监督专区,数以亿计的网民可以通过该专区链接到中纪委、中组部、最高检、最高法、国土资源部等5个国家机关官方网站的举报网址。事实也将证明,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耦合程度越好,网络反腐的作用就越能最大化。


  4.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


  领导干部是特殊的媒介受众,他们既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媒介信息的重要发布者。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加快,各种新媒体的兴起,民众通过网络等手段对政府和领导干部个人进行监督会越来越多,领导干部在媒体的监督下工作也成为一种常态。因此,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提高与更好地开展工作、维护政府形象乃至维护社会稳定都存在内在联系。当前,不少领导干部的“雷语”“雷行”一方面与其官本位思想有关,另一方面还在于其媒介素养的缺失。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首先要充分认识媒体的社会功能,认识到媒体不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公共管理的工具、社情民声的通道、官民互通的桥梁。其次要抛却传统与媒体打交道的不正确态度,改变过去“躲”“封”“吵”“抓”“告”“怨”等行为和做法。要积极构建政府与媒介在社会管理中的合作共赢关系,政府既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又要接受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既要通过媒体了解民声民意,又要掌握舆论的主动权;既要推动媒体产业的发展,又要避免媒体市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再次要积极学习媒介知识,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可通过约请相关专家、一线新闻工作者、新闻发言人等作专题辅导、办新闻媒介培训班等形式,对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体认知和应对能力。


  注释


  ①杜治洲、李鑫:《我国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基于217个案例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4期。


  ②杨金卫:《网络:一种新的反腐利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86页。


  ③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E-Government as an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9,vol.21,pp.201―210.


  ④尚建宝:《“网络反腐热”的冷思考》,《领导科学》2010年第8期。


  ⑤郭文远:《多元化治理视野下的网络反腐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4―28页。


  ⑥魏永征、傅晨琦:《从“表叔局长”落马到“不雅书记”垮台――论网络反腐的功能定位》,《新闻记者》2013年第4期。


  ⑦袁军等:《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现状及提高途径》,《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


  ⑧肖扬伟:《网络反腐:缘起、问题与破解》,《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⑨曾艳、李德虎:《网络反腐的形成机理、运行障碍及规制进路》,《求实》2014年第1期。


  ⑩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责任编辑:浩 淼  南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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